尽管所有癌症的5年生存率已经从1974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67%，但癌症仍然是美国居民的第二大死亡原因。许多患者、幸存者和癌症患者家人都面临着该种癌症是否会复发或恶化的不确定性。对癌症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恐惧、担心或担忧，统称为对癌症复发的恐惧（FCR），这与癌症幸存者更严重的抑郁和更差的生活质量有关。既往也有研究也报道，癌症家庭照护者的FCR有时高于患者。照护者认为他们照顾的癌症病人出现复发或进展与他们自身更大的焦虑、抑郁、孤独以及较差的生活质量有关。

FCR的一种常见行为表现是寻求安慰，这与更频繁的计划外或不必要的医疗访问和与医疗提供者的电话联系以及更频繁的自我检查有关。在普通人群中，对被诊断为癌症的持续担忧是癌症筛查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癌症筛查是早期癌症的关键检测行为。研究发现，担忧和FCR与癌症筛查呈线性相关（即随着FCR的增加，筛查的可能性可能随之增加），但也发现了曲线关系（即适量的FCR刺激筛查行为，过少或过多的FCR抑制筛查）。

对于癌症幸存者的家庭照护者来说，完成癌症筛查尤其重要，因为他们与患者有共同的癌症风险因素，如环境、与健康有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对某些人群来说还有遗传风险因素。尽管研究发现，照护者的癌症筛查率高于一般人群，但一些也研究告诉我们，照护者筛查率的预测指标，以及照护者筛查与年龄相适应和适当维持的程度，仍未得到充分了解。因此，美国研究者开启了一项研究，目的是调查照护者FCR在亲属首次癌症诊断数年后预测其癌症筛查行为的程度。

研究者首先评估了FCR与结直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筛查行为的线性关系。并假设较高的FCR与以下因素有关：

1、接受癌症筛查的可能性较大；

2、在接受筛查的人群中，在推荐的时间间隔内（持续）重复筛查。

其次，研究者探索了其曲线关系（反U形），假设适度的FCR水平与癌症筛查和维持的可能性有更大相关，而低和高水平的FCR与筛查摄取和维持的相关性更小。根据临床指南，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筛查行为与年龄相适应的程度，以及FCR是否与年龄相适应的筛查相关。

《国家照护者生活质量调查》评估了癌症对照护家庭成员的影响。照护者由癌症幸存者提供姓名，通过州癌症登记处来确定。幸存者还被要求提供了在他们的癌症经历中能提供持续帮助的家庭成员或类似家庭个人提供的照护类型（如：亲密的朋友）（如给予情感支持，经济支持，症状管理，个人护理或交通支持等）。符合条件的照护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龄18岁；英语或西班牙语口语及阅读能力；美国居民。

本次调查研究共分为两部分，即T1和T2。参与者在T1时自我报告他们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和种族/民族。这些人口统计数据作为协变量被包括在统计分析中，因为它们与癌症筛查行为有关。共有1635名照护人员（应答率，61.7%）在幸存者癌症诊断后平均2.1年内（T1）（SD，0.5年）完成了初始调查。在这些患者中，813名照护人员在患者首次诊断出癌症后的8年内（T2）完成了随访调查（67%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6岁，92%是非西班牙裔白人）。与未完成者相比，完成T2调查的参与者年龄更大，FCR更高，非西班牙裔白人参与者更有可能完成T2调查（P＜0.05）。完成者和未完成者在其他研究变量上没有差异（P＞0.15）。

照护者对幸存者癌症复发的担忧程度在T1用一个项目来衡量：我害怕他/她的癌症复发。参与者通过李克特五分制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来评估他们的同意程度。

为了研究FCR在癌症筛查中的独立作用，我们纳入了2个与FCR相似的结构。一个是焦虑，即一般的担心或紧张的感觉。焦虑的评估使用心境状态量表-短表（POMS-SF）的6项焦虑分量表，并结合李克特五分制量表（1表示没有，5表示非常）评分在T1进行评估。两项评分的平均分越高，说明焦虑程度越高。焦虑评分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α=0.90）。

另一个与FCR相似的结构是自我报告的一般心理健康，这是通过美国医学结局研究组36项短表健康调查（MOS SF-36）对第一个队列（739名参与者）和第二个队列（896名参与者）的MOS SF-12进行评估的。心理健康得分由活力、社会功能、角色情绪和心理健康分量表得分的加权和统一化得分组成。标准化的复合分数和心理测量学发展的MOS-SF确保分数的可比性。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此项调查研究显示，癌症患者的照护者主要是中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富裕人群、非西班牙裔白人以及患者的配偶（表1）。照护者报告显示，他们对幸存者的癌症可能复发的恐惧程度平均为中等水平，而他们报告的心理健康水平为规范水平。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及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n=813）

如表1所示，大约69%的照护者报告曾接受过任何类型的结直肠癌筛查。在那些曾经做过结直肠癌筛查的人中，大约91%的人接受了年龄适宜的筛查。在所有照顾者中，65%的人在推荐的间隔时间（维持）重复结肠直肠癌筛查。在这些人中，大约82%的人进行了年龄适宜的结直肠癌维持筛查。

结果检验研究假设见表2。在预测结直肠癌筛查摄取量（见表2中结直肠癌筛查行和摄取列）时，除人口统计学、一般焦虑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外，发现较高水平的FCR与结直肠癌筛查摄取的可能性较高呈线性相关（P=0.048）。FCR的曲线效应不显著。FCR的线性或曲线效应均不能预测适宜年龄筛查的可能性（见表2中的年龄适当摄取列）。

表2.层析逻辑回归预测癌症筛查行为

关于在推荐的时间间隔内维持结直肠癌筛查（见表2中的维持列），发现较高的FCR与维持结直肠癌筛查的可能性较高呈线性相关（RR，1.00-1.29；P=0.057）。FCR的曲线效应不显著。适宜年龄维持筛查的可能性（见表2中的年龄适当维持列）不是通过FCR线性预测的，而是通过FCR的反向曲线效应预测的（反U形；P=0.012）。如图1所示，中等水平的FCR被发现与结直肠癌筛查的适龄维持的可能性更大有关，而较低或较高水平的FCR与适龄维持筛查的可能性更低有关。

图1.年龄适宜的结直肠癌（CRC）维持筛查作为癌症复发恐惧的函数的概率

在女性照护者中（表1），约85%的人曾接受过任何类型的乳腺癌筛查。其中，约96%的人在适宜年龄方式进行了筛查（适当年龄的筛查摄取）。在所有女性护理者中，约59%的人在建议的时间间隔（维持）重复进行乳腺癌筛查。其中，98%接受了适龄乳腺癌筛查维持（适当年龄维持）。

如表2所示，FCR的线性或曲线效应既不能预测总体乳腺癌筛查摄取的可能性，也不能预测年龄适当的筛查摄取（见表2）。关于在推荐的时间间隔内维持乳腺癌筛查，没有发现与FCR的线性关系，但发现FCR的反向曲线效应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P=0.097）：中等水平的FCR与年龄适当维持乳腺癌筛查的可能性更大，而较低和较高水平的FCR与其相关性则较小。最后，FCR水平越低，乳腺癌筛检维持年龄适宜的可能性越高（P=0.045）（见表2中年龄适当维持列）。

在男性照顾者中（表1），大约72%的人报告曾接受过任何类型的前列腺癌筛查（摄取）。在这些人中，92%的人在适宜的年龄进行了筛查（适当年龄的摄取）。在所有男性照顾者中，大约30%的人在推荐的时间间隔（维持时间）重复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在这些人中，大约88%的人进行了与年龄相适应的前列腺癌筛查维持（与年龄相适应的维持）。

如表2所示，无论是FCR的线性效应还是曲线效应，都无法预测总体前列腺癌筛查摄取的可能性，也无法预测年龄适宜的筛查摄取（见表2的前列腺癌筛查行、摄取和适当年龄的摄取列）。关于维持，较高的FCR线性（而非曲线）预测较高的前列腺癌筛查维持的可能性（P=0.025）。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前列腺癌筛查维持的可能性越高（P=0.035）。与年龄相适应的前列腺癌筛查维持的可能性与FCR的线性或曲线效应没有发现相关关系。

在全国范围内的癌症幸存者家庭照护者的大样本中，我们研究了照护者对幸存者癌症复发的恐惧与他们的癌症筛查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照护者的筛查行为高于普通人群，结直肠癌（照护者为69%，普通人群为59%）、乳腺癌（照护者为85%，普通人群为72%）和前列腺癌（照护者为72%，普通人群为36%）。然而，根据临床指南，这些筛查患者中约有5%是提前完成的。

此外，很少有照护者在推荐的时间间隔内进行癌症筛查，特别是乳腺癌或前列腺癌筛查。鉴于癌症照护者经常与患者分享癌症的环境和行为风险因素，癌症筛查行为在家庭照护者中的流行程度远远低于高危人群，这是令人震惊的。确定有效改善家庭照护者的癌症筛查行为的方法，应作为公共卫生的重点，早期癌症筛查的有效性和预防，应作为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应尽早确立癌症早期筛查的预防机制。

对患者的癌症可能会在诊断后两年内复发或进展的恐惧，担心或担忧，预示着在其幸存者最初进行癌症诊断后的几年中照护者的癌症筛查行为。当照护者在早期癌症生存期报告中FCR较高时，他们更有可能参与结肠或直肠癌的筛查（边际效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前列腺癌的筛查。相反，FCR水平越低，以适合年龄的方式进行乳腺癌筛查的可能性越高。

此外，研究发现中等水平的FCR与维持乳腺癌筛查（边际效应）和维持年龄适宜的结直肠癌筛查的较高可能性相关，而较低和较高水平的FCR则阻碍了维持筛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响与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类似结构（如普遍焦虑和心理健康）对癌症筛查行为的贡献无关。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FCR在维持癌症筛查行为方面比单独的癌症筛查摄取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FCR在乳腺癌反复筛查行为中的作用与在结直肠癌或前列腺癌筛查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据我们所知，大多数先前的FCR研究都建立在FCR与不良心理结果（如抑郁、焦虑）主要线性相关的假设之上，因此降低FCR对于改善这些结果很重要。当考虑到目前关于年龄合适的乳腺癌筛查维持的研究数据时，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其中高FCR被发现对女性年龄合适的乳腺癌筛查有负面影响。相反，目前关于结直肠癌筛查和前列腺癌筛查的研究数据表明，FCR也激发了一些健康行为。将中度至较高水平的FCR转变为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的方法，可能有助于促进筛查实践，从而有可能保护照护者免于被诊断为晚期癌。

据我们所知，目前研究结果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该研究表明家庭癌症照护者的FCR与他们的癌症筛查行为有独特的联系。研究发现，在照护者中，中度到较高水平的FCR促进了他们对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重复癌症筛查行为，而低水平的FCR促进了对乳腺癌的重复癌症筛查行为。FCR在家庭照护者中很常见，但是他们的癌症预防行为没有达到最佳水平。考虑到照护者往往与癌症幸存者有共同的癌症风险因素，本研究结果对发展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能引导FCR促使家庭癌症照护者采取癌症预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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