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第15届恶性淋巴瘤国际会议（ICML2019）于当地时间6月18-22日在风光旖旎的瑞士南部滨湖小城Lugano举行。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向我们展示了ICML会场的点滴细节，并分享了值得国内同道学习的Lugano经验。
低调务实的ICML
2019年第15届恶性淋巴瘤国际会议（ICML2019）于当地时间6月18-22日在风光旖旎的瑞士南部滨湖小城Lugano举行。从1981年举办第一次会议以来，ICML已经成为全球从事淋巴瘤研究和治疗的同道，每两年都会到Lugano小镇“打卡”参与的国际学术会议。
仍记得38年前，我和孙燕院士、管忠震教授，宋少章教授等老一辈肿瘤学家参加第二届ICML的情景，彼时大会注册人员不到200人，而今年已经发展为超过6800人参加的国际盛会。这也体现了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淋巴瘤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已经发生了一日千里的变化，在肿瘤学各个瘤肿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ICML2019一如其常驻会址Lugano一样，虽然仅是一个3万多人口的欧洲小城，却难掩其山光湖色的美丽景色，兼具阿尔卑斯山脉的包容和地中海的温润。ICML秉承的办会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这届会议在许多细节上处处彰显了环保、节约、低调、务实、平等、友好等气质。
会议主要由ICML主席F. Cavalli教授团队的医生、护士、办公室人员以及瑞士、意大利的志愿者来安排会议，没有太多的商业赞助。会场准备了可回收的纸袋、纸杯；茶歇以点心、茶水等简餐为主；会展在草坪上搭建的开放的、临时展台进行。
ICML吸引了全球顶级的肿瘤学专家，ASCO、ESMO、ASH等各大协会主席悉数到场，大家站立在会场，在平等、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学术交流。而大会主席F. Cavalli教授也和其他会务人员一样忙前跑后，没有一点排场。这与国内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会务氛围截然不同。
Cavalli教授向我介绍说，像ICML这样几千人参会规模的国际学术大会，lugano小城的酒店接待能力仅有1000人，很多专家教授都只住在小旅馆，非常低调务实，大家来参会仅仅是为了学术交流而已。大会组委细心地提供了免费简餐，并免除了博士生等学生参会者的注册费，每个会场都在精心安排下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
成绩斐然的中国团队
此次ICML大会，中国内地的注册参会学者达到了186人，加上媒体和企业代表则超过了210人，参会规模是仅次于欧美的第三大团队。此次会议，一共有8位中国学者担任分会场大会主席，并有15个口头报告和40篇壁报入选交流，超越日韩澳等国而位列亚太地区首位，在lugano会场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我们中国抗淋巴瘤联盟（UCLI）和ICML联举办的一场联合会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这场以“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中国经验”为题的联合会在离主会场1.5公里左右的Lugano 大学举行，吸引了以欧美学者为主的286位专家学者列席会议。这是除了欧美国家以外，与国际淋巴瘤联盟开展的规模最大的联合会议。
会议邀请到ICML大会主席F. Cavalli教授和马军教授作为大会名誉主席，新加坡W.J. Chng教授、美国ASCO主席（2015-2016）J. M. Vose教授和朱军教授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宋玉琴教授、赵维莅教授、黄慧强教授三位中青年专家代表中国分别做了报告，分享了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北京、上海、广州方案及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美国淋巴瘤联盟主席Owen A. O’Connor教授和来自瑞士、意大利的专家也分享了欧美经验，郭晔教授、张会来教授两位专家参与点评。会议持续了近3个小时，内容紧凑而丰富，受到欧美学者的广泛关注。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和韩国的血液学会主席都参加了此次联合会。
众所周知，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在中国的发病率比较高。欧洲个别地区的总发病人数可能还没有北京肿瘤医院一个科的接诊人数多，所以他们的经验非常少，并希望听取中国专家的经验。此次Lugano指南也纳入了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中国方案。F. Cavalli 教授等国际淋巴瘤巨擘，对中国淋巴瘤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均认为中国已经崛起，正在成长为国际淋巴瘤诊治的强国。F. Cavalli教授希望两年后的下一届ICML大会上，我们能够移师Lugano主会场，更好地传递中国声音。
值得学习的欧美经验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也能感受到自身的不足，像F. Cavalli 教授团队的弥漫大B淋巴瘤已经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68%-72%；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第二梯国家也达到了58%-68%；第三梯队国家大约为28-42%，比如我国为37.2%，仅高于非洲国家。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资源分布不均，整体的淋巴瘤诊治个体化、规范化、安全化、质量化水平都与欧美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在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和国际淋巴瘤联盟的联合会议上，我们分享了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北京、上海、广州方案及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而美国淋巴瘤联盟主席Owen A. O’Connor教授也介绍了T细胞淋巴瘤免疫治疗的美国经验，包括PD-1/PD-L1单抗、CAR-T等单药或联合方案。虽然我们的T/NK淋巴瘤病例是全球最多的，但治疗并不是全球最先进的，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差距。
瑞士的病理学家也做了非常漂亮的报告，他们将社区医院的病例进行了总结报告。这也让我们看到与欧美国家治疗模式上的另一大差距。欧美发达国家的肿瘤系统治疗有非常标准化的诊治流程，接近90%的治疗和康复是在门诊或社区中完成的，病人的依从性也非常高（95%）。而我们国家仍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以日间或住院治疗为主。我们正在进行分级诊疗的深化改革，其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转诊和会诊机制，而非简单地在基层医院建立肿瘤专科或三级专科。
我们知道淋巴瘤的诊治是非常复杂的，这次会议设有套细胞淋巴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专场、特殊淋巴瘤专场、皮肤淋巴瘤专场、T细胞淋巴瘤专场、转化医学淋巴瘤等专场，并且还有FDA、EMA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其他医药研发机构的专家参会。这也凸显了欧美国家学术会议的另一大特点，即对学术、政府和研发的联动。他们会有各方面的专家来学习肿瘤治疗的最新进展，讨论药物治疗的适应症和药物经济学等诸多问题，以期听取各方声音，为病人提供最佳诊治策略。淋巴瘤的最新治疗方法往往需要高昂的经济负担，比如CAR-T治疗动辄四五十万美元。我们除了要探讨能够治愈疾病本身的治疗方法，也要探讨患者可以承担的治疗，这方面需要听取各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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